李晓鹏 来源：金融时报

　　在当今国际形势下，金融强大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我国在和平崛起、迈向金融强国的进程中，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而跨境支付清算、资产托管与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构建有效运转辐射全球的投资交易与支付清算体系
　　有效运转、辐射全球的投资交易与支付清算体系，是金融现代化、国际化的“主动脉”。虽然在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等方面我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目前我国在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跨境银行卡支付清算、境外投资交易与信息服务等领域明显落后，缺乏有力主导权。我国缺乏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的核心系统且对SWIFT组织依赖性过强。
　　当前的跨境人民币业务主要以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通过CNAPS系统来实施，但该系统本身是国内人民币清算系统，存在处理能力不足和时间差异问题，服务能力与我国国际贸易和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需求不相匹配。我国拟议中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至今尚未建成，即使建成，这个系统还要依赖SWIFT组织进行跨境报文传递，金融信息通讯环节严重受制于人。
　　跨境银行卡消费清算由VISA和MASTER主导。目前，Visa和Master是全球客户最多、发卡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两家国际银行卡组织，且均为美国公司。2012年8月31日，Visa更是在世贸组织的支持下获取了中国境内人民币支付卡发行权，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我国市场的渗透力。
　　中国银联是我国唯一的银行卡清算组织。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国内市场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国际市场也开始崭露头角。但与国际卡组织强大的网络优势及成熟的数据分析能力相比，银联的国际竞争力尚有很大差距。特别是由于境外网络建设滞后，银联卡基本依靠国外商业机构网络系统跨境清算或通过发行带有Visa和Master标识的银行卡来实现消费清算。
　　构筑资产托管与信用评级体系
　　资产托管业务不仅会涉及到投资额度、品种等商业机密，更重要的是涉及到资产监管和安全、资金的支付和管理等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目前，全球托管市场主要被美资银行所占据，市场集中度较高，仅纽约梅隆银行一家在2013年1季度的资产托管规模就达到26.3万亿美元。我国资产托管业务虽有一定发展，但同期国内银行业资产托管总规模仅约5万亿美元，且境外托管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差距十分明显。长期以来，我国境外金融资产主要被外资银行托管。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大量对外投资信息被外资银行控制，不利于国家金融信息安全。
　　信用评级是金融体系中特殊的中介服务，影响一个国家的资产价格与金融市场稳定，乃至影响国家安全。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长期占据垄断地位，拥有绝对话语权，但其评级模型被严格保密，其评级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存疑。
　　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发展起步较晚，目前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评级机构只有大公、中诚信、联合、上海新世纪等。而且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通过股权收购、战略合作等方式逐步渗透甚至控制了部分评级机构。相反，美国国内市场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准入却非常苛刻。
　　巩固金融安全保障需要综合施策
　　构建跨境支付清算、全球资产托管和信用评级体系，巩固金融安全保障，需要综合施策。
　　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实现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并重。在实现金融强国的道路上，不能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应兼顾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重视和加强顶层设计，有目标、有规划、有阶段地强补金融“软肋”，构筑安全之基。
　　其次要注重资源统筹、实现政府主导与银行参与并建。政府在跨境支付清算、全球资产托管和信用评级建设中要起主导作用，但同时要注重依托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现有发展基础。经过长期努力，中行、工行等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网络已渐形成，初步建成本行的全球跨境资金清算运营体系，开始承载银行间跨境交易和全球资产托管等业务。依靠这些基础，可考虑多路并举。在人民银行主导筹建的CIPS系统建成之前，可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展自有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由人民银行协调通过股权或会员结构设计、标准制定、系统联网等方式来统筹形成几条跨境支付清算、银行卡交易以及全球资产托管的运营路径，并最终纳入政府主导的统一管理体系。同时也可利用这些基础，自主研发中文支付报文信息系统，逐步降低对SWIFT组织的依赖，甚至在条件成熟时，培育可与其抗衡的组织和标准。
　　再次，大力支持国产金融服务，实现技术引进与国产优先并用。要引导企业和个人优先使用国产金融服务，甚至在某些战略性领域，政府可以强制性规定使用国产金融服务。尽管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国产金融业务在某些领域的服务水平确实存在差距，但越是如此，越应加以扶持，以使其能尽快赶上。比如，可规定我国境外投资的托管，应该优先使用中资银行全球托管服务或其提供的境内外主次托管服务；再如，中资企业海外发债，可至少要求国际评级机构和国内评级机构同时开展评级等。
　　最后，集中优势力量，实现普遍提升与重点扶持并行。我们需要在普遍提升金融竞争力的基础上，重点扶持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中资机构。比如，应严格控制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外资股权比例，明确限制外资机构业务范围，并加强对民族信用评级机构的支持力度，甚至可考虑更广泛地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建可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相抗衡的全球性信用评级机构。 　（本文作者为中国招商局集团总经理）